整整一百年后，奥运会重返巴黎这座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地。“我们很想你！”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盖在开幕式致辞中的这句话令人动容。巴黎为世界贡献了一场盛大的体育狂欢。移民、环保、性别身份……奥运会虽已落幕，但它引发的讨论仍在延续，如历史学家科林·琼斯在《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一书中所说，“巴黎保留了其蔑视各种解释和纷争的能力”“对巴黎城市意义的争论演变成一场对现代性本质的辩论，全世界的非巴黎人都可以自由地参与进来”。回顾百年前巴黎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恩怨纠葛，我们也许对琼斯的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
马奈为左拉画的肖像画
1900年，女性运动员参赛的海报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认为，在青年教育中，体育运动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体育运动也有助于改善因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而低迷的法国青年的精神面貌。19世纪末古代奥运会遗址的发现激发了顾拜旦恢复奥运会的强烈兴趣，他认为这样的盛会不仅有利于在法国国内推广体育运动，也有助于增进世界青年间的交流与相互了解，维护世界和平。在今天看来，顾拜旦的理念之所以能成功，固然归功于其自身的不懈努力，但很大部分也要归功于“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
“巴黎，19世纪的首都”，犹太裔德国作家瓦尔特·本雅明曾这么说。19世纪的巴黎，虽然在城市规模上不及伦敦，却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与艺术之都。自普法战争结束的1871年开始至一战爆发前的四十多年更是被后人称为“美好年代”。此时的欧洲整体上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化艺术繁荣兴盛。当时一位外国人写道：“无论哪个地方，人们都不会像在巴黎那样幸福地展现出来真与生活的无忧无虑；这个城市荣耀地向世人显示着它那外在的形式美、温和的气候、财富以及文化传统。”
“美好年代”里，马车逐渐为汽车所取代，电话与电报一起成为传播的媒介，电灯代替煤气灯，留声机与电影放映机开始普及。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兄弟第一次放映向观众收费的大银幕短片，这一天成为电影的诞生日。在交通设施方面，1900年7月19日，巴黎第一条地铁线正式开通。其中通向世博会一个入口的香榭丽舍—克雷蒙梭站，装饰着长长绿色金属藤曼和红色玻璃花朵，这是艺术家吉马尔新艺术的代表作品。新艺术运动发端于法国，在1890年代中期成为欧洲主流的装饰设计风格。在绘画方面，当时的法国是西方的美术中心，印象派运动引发了美术界的革命。这一时期还盛行卡巴雷餐馆和有现场音乐表演的咖啡馆。
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于“美好年代”的巴黎这座先锋之城。然而，顾拜旦有一句对巴黎与奥运会的评价同样为人们所熟知，他说：“如果世界上有哪个地方对奥运会漠不关心的话，那首先就是巴黎了……”
1900年奥运会是作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被纳入其中同时举行的。法国力图保持每十一年举办一次世博会的传统，1900年是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法兰西共和国要通过世博会完美地与19世纪作别，以体现作为世界文明前哨的法兰西精神。而此前德国想举办世纪之交世博会的流言最终催生了法国的举办决定。1900年世博会是巴黎第五次举办世博会，前几次尤其是以埃菲尔铁塔为标志的1889年世博会的成功让法国大众和媒体对此抱有极大热情。
不过，在顾拜旦看来，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不具备任何奥运会的价值。因为纳入世博会举行，这届奥运会没有真正的开幕式，没有奖牌、没有体育场，甚至我们去翻看当时的报纸，都很难找出对奥运会的报道。许多运动员参加完比赛都不知道自己参加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1900年世博会方也反应消极，他们将滑冰鞋列入钢制品类，赛艇列入救生类，体育协会列入社会共济机构之列。世博会主席阿尔弗雷德·皮卡尔直言奥林匹克运动是过时的事物。
这届奥运会的处境完全映射出奥运复兴之路的艰难坎坷。“在1900年，体育精神还只是下意识地存在于真正的运动员身上。公众舆论对此几乎毫无概念，而行政当局……更是一头雾水”，如顾拜旦所述，在法国精英眼中，“体育就像所有有益的娱乐活动，仅是正餐前的一个冷盘而已”。全世界范围内，俄国报界认为“体育问题不值得在权威报纸上占一席之地”。奥林匹克主义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是一个古怪而空泛的新词”。
尽管我们完全可以以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对第二届奥运会在巴黎的冷遇表示同情甚至愤懑，但同时也要看到，巴黎才是这个词的策源地。如果没有1894年在索邦大学举行的巴黎国际代表大会，就不会有国际奥委会的产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可能也无从复兴。正是在1900年巴黎奥运会上，首次有女性选手参加了网球、高尔夫等比赛，使现代奥林匹克区别于古代专属于男性的奥林匹克运动。1924年巴黎第二次举办奥运会，建成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的第一座奥运村……2024年百年奥运回归巴黎，巴黎奉献了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在户外举办的开幕式。这就是巴黎，这个既保守又先锋的巴黎，矛盾的巴黎，一直游走在现代性最前沿的巴黎。1865年，印象派之父马奈（尽管他自己并不承认）的作品《奥林匹亚》以其离经叛道的艺术形式在巴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遭到评论界和新闻界的猛攻，被咒骂为“无耻到了极点”。作家左拉勇敢地为其辩护，写道：“我们前一辈人嘲笑了库尔贝，到了今天，我们都在他的画前流连忘返；今天又在嘲笑马奈，将来又该在他的画前出神羡慕了。”
为1889年世博会建造的埃菲尔铁塔曾经遭到巴黎大众与文艺界名流的反对。包括莫泊桑、小仲马、左拉及巴黎歌剧院设计者加尼耶在内的名流在《反对修建巴黎铁塔》的抗议书上签名，他们认为铁塔外形丑陋，是“巴黎的耻辱”。曾经热衷于描绘工业和现代城市生活的印象派画家们也开始对这一工业化的象征物表示厌倦甚至反感。埃菲尔对此回应道：“铁塔将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高大的建筑物，为什么金字塔在埃及具有令人钦佩的价值，而铁塔在巴黎却变成了丑陋与荒唐的话柄？”最终，这座“铁娘子”成为了巴黎乃至法国的象征。
19世纪六十年代奥斯曼改造后的巴黎以其优雅、线性美、统一性成为现代城市的典范之作，但仅仅在二十年后就出现了针对奥斯曼城市美学的批评。批评者称“那些新的林荫大道没有转弯，没有视觉上的冲动，一味的直线”。他们甚至在1897年成立了“老巴黎委员会”，而1900年世博会上，被参观次数最多的展厅之一就是陈列老巴黎所有美景的展区……巴黎，始终在新与旧、古与今之间撕扯，循环往复。正是在不断的否定与自我否定中，现代性抽丝剥茧，向着更符合人类期望的方向演进。巴黎对现代性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
法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夏尔曾在《时间的谬误：现代性简史》一书中将诞生于法国的“现代性”概念内涵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830—1850）以艺术审美与政治领域的先行者为代表，他们是革命思想的继承者。第二个阶段是深刻改变了文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古典现代性（1850—1890）。第三个阶段他称之为批判的现代性（1890—1930），此时的现代性遇到更激烈的反现代的浪潮，也受到了来自更为激进的现代主义的质疑。不难看出，很多时候这些现代性也是交织在一起的。百年奥运回归巴黎，我们感叹于塞纳河上那场不可思议、天马行空的奥运会开幕式，那些运动场内外引发热议的话题，那些法国人致命的松弛感……可这就是巴黎，她习惯于做这样的先行者，无惧争议，更何况这些争议本身就是时代的题眼。巴黎没有辜负这场百年的重逢。
“我们曾经以为我们自己是抱怨不止的民族，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热情到不愿停止歌唱。”埃斯坦盖在闭幕式上说。愿巴黎奥运会以巴黎独特的方式为“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增添又一个现代的注脚，成为又一个“美好年代”的序曲。
作者丨肖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来源丨文汇报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
